（上图为长江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甘洁发布报告）
报告摘要
2015 年产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景气指数从年初的50 下降至四季度的45。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在四季度明显走弱。投资持续疲软。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比例从一季度的11%下降至四季度的5%，而进行扩张型投资（即投资规模高于资产的3%）的企业比例在2015 年一直只有2%-3%的水平。企业生产量和用工情况一直相对平稳。扩散指数在四季度为48，稳中有降。但资本品的生产量下降较大，扩散指数为37。产品价格自二季度开始为通缩状态，四季度价格扩散指数为44。
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需求不足。且产能过剩的矛盾在2015 年较2014 年更为严重。尤其二季度以来，过半的企业（53%-56%）产品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在76 和77 之间，持续为历史最高。此外，国内市场的情况差于国际市场。由于产能过剩，投资疲软，企业并没有多少融资需求。因而，融资仍然不是产业发展的瓶颈。
虽然目前经济较为困难，多数企业对其未来三到五年的前景都还保持乐观（6%）或谨慎乐观（51%）。感到不乐观的企业主要担心宏观经济形势（69%），其次为竞争激烈及产能过剩（29%）、政治环境（1%）。几乎无企业提及融资困难。工业企业中72%的企业在研发方面没有任何投入，似乎难以应对产业升级的挑战。
我国法律制度为营商提供了基本保障。80%的企业给法制环境的评分在7 分或以上，平均评分为7.3。我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6%的企业表示他们得到过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包括税收减免、帮助获得贷款、创新资助、帮助建立营商网络和项目补助。但政府的支持力度似乎在2015 年较之前有所减弱。
目前政策的一个重要挑战在于市场预期走弱。因而，货币、财政政策刺激的乘数效应不大，更显得“治标不治里”，成本也更高，应当谨慎用之。这进一步支持长江商学院之前报告提出的产业政策是根本的结论。打破僵局需要制定、推行真正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改革和政策措施。
前言
长江商学院从2014 年二季度开始，针对约2000 家工业企业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季度调查。调查覆盖了不同行业、地区（省份）和规模的企业，基于调查数据构建的产业经济景气指数是目前为止最全面、可靠地反映产业经济整体状况的指数。更重要的是，长江商学院通过问卷设计力图揭示经济表现好坏的内在机制。
2015 四季度调查回收的企业样本为2038 家，其中1551 家来自今年三季度调查过的企业。调查的起始样本为通过对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5 百万人民币）的48.8 万家企业进行以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调查采取电话访谈的方式。附录A 详细介绍采样、访谈过程和季节性因素对调查的影响，并将回收的样本与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体进行对比。长江商学院的样本在行业、地区、规模及企业财务指标各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一、产业经济总体状况：未有好转
2015 年产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景气指数从年初的50 下降至四季度的45。长江商学院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子指标，为其扩散指数的平均（扩散指数所基于的问题为多选题，含类似于“好”、“中”、“差”或“上升”、“持平”、“下降”的三个选项。扩散指数的计算方法为：“好”企业百分比 +“中”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0 和100 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 为荣枯分界线）。和现有的经济指数相比，该指数能够反映经济绝对景气程度，并且具有前瞻性。总体产业景气指数在四季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预期的走弱。
如图1 所示，构成产业经济指数的三个子指标有较大分化。关于企业经营状况（图2），回答“良好”的企业逐季减少，从一季度27%下降至四季度的18%，扩散指数从61 下降至56。企业预期经营状况扩散指数从一季度的53 下降至四季度的48，进入轻度收缩状态。
2015 年投资持续疲软。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过去三个季度认为“是”的企业只占2%-3%，对应的扩散指数为32，远低于荣枯点50。（图3）。与此相应，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比例从一季度的11%下降至四季度的5%，而进行扩张型投资（即投资规模高于资产的3%）的企业比例在2015 年一直只有2%-3%的水平。疲软的投资将进一步持续：仅有10家企业（0.5%）预计会在下季度进行投资，而在2016 年计划进行扩张型投资的企业只占样本的约1/4（27%）。
如图4 所示，企业生产量和用工情况一直相对平稳。扩散指数在四季度为48，稳中有降。但资本品的生产量下降较大，扩散指数为37。产品价格自二季度开始为通缩状态，四季度价格扩散指数为44（三季度：42）。其中仍是资本品下降最为严重，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
表1 反映了不同类型企业在过去两个季度的经营状况。除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好于集体和民营企业之外，四季度不同规模和产品类型表现差异不大。
表2 中长江商学院进一步分行业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分析。行业分类采用国家统计局的35 个两位数行业。产业景气程度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四季度最高为63，最低为30。前三名的行业分别为医药（63），工艺品（55）和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54）。本季度后五名是煤炭开采和洗选（30），农副食品（35），木材加工（36），黑色金属加工（36）和皮革、羽毛和制鞋（37）。
在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从2014 年三季度以来四次名列倒数第一，黑色金属加工有五次榜上有名，木材加工及皮革、羽毛和制鞋分别有三次上榜，农副食品在2015 年一季度以来持续上榜。
表3 反映分地区的经营状况。产业景气程度的地区差异小于行业差异，但四季度地区差异有扩大趋势，各地区的产业景气指数介于36 到53 之间。排名最后的六名为贵州（36）、山西（41）、黑龙江（42）、内蒙古（42）、辽宁（42）、河北（42）。除贵州以外，均为北方省份，而贵州自从2014 年三季度起就榜上有名。（宁夏、新疆和海南，景气指数分别为33、39 和42，但因企业样本数小于等于3，未在排名之列）
二、挑战及重点
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当被问及制约下季度生产的因素，订单不足仍是首要因素，涉及78%的企业，再创新高（三季度为70%）（图5）。其次是成本，17%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13%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其它较重要因素为宏观行业政策（10%）、回款困难（6%）。而融资不是瓶颈，仅有2%的企业将之列为制约生产的因素。这些结果与过去的调查高度一致。另外，对于制约下一年生产的因素，16%的企业将宏观行业政策列为重要因素。
2.1 最大的挑战：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
产能过剩的矛盾在2015 年较2014 年更为严重。尤其二季度以来，过半的企业（53%-56%）产品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在76 和77 之间，持续为历史最高（图6A）。此外，国内市场的情况差于国际市场，其扩散指数高于国际市场10 个点左右。而在四季度，由于国际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在好转，扩散指数从三季度的68 下降至63，国内外差距因此而加大。
在四季度，21%的企业表示产能过剩超过10%（三季度：32%），8%的企业产能过剩超过20%（三季度：18%）（图6B）。如果一个行业（地区）里有10%的企业认为其产能过剩超过20%，报告就将这个行业（地区）归类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地区）。目前约三分之一的行业、地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地区总数分别为35 和31），较上季度明显下降。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四季度为11 个（三季度21 个）；产能过剩严重的地区四季度为11 个（三季度24 个）。产能过剩严重的企业在减少，而总体产能过剩的扩散指数居高不下，一方面说明许多产能过剩严重的企业已经不得不关停，另一方面也反映需求进一步下滑，拖累更多企业。此外，也有可能一部分企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扩大生产，希望通过挤压竞争对手而获得一线生机。最后，最不景气的五个行业中均在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之列。
在四季度，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前三为煤炭开采、石油加工和非金属。以同样的划分标准，贵州省、吉林省和北京、黑龙江省（并列第三）在四季度成为产能过剩严重地区的前三名（产能过剩排名见附录表1.1、1.2）。之前最不景气的五个行业均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
与产能过剩、订单不足相应，约三分之一（31%）的企业反映在四季度回款困难，尤以民营企业为甚，资本品（38%）和中间产品（39%）也更有可能回款困难。而国营企业不成比例地更有可能拖欠货款，占欠款企业的19%。因此，企业回款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不景气、缺乏议价能力所致。
由于企业减少投资和“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需求不足一直没有带来明显的库存问题，成品库存保持稳定。四季度45%的企业以销定产，所以无库存。对于有库存的企业，近80%（79%）认为其库存可以在3 个月内消化，15%会在3-6 个月内消化。这意味着总体中仅有6%的企业需要6 个月以上消化库存。
2.2 成本上升暂时缓解
产业经济长期以来的第二大挑战为成本上升。而这一矛盾在2015 年不突出，尤其是后三个季度。四季度单位成本基本持平，扩散指数为54（图7）。劳动力成本指数为53（上季度为56），原材料成本稍有下降，扩散指数为45。成本上升主要集中在有投资、用工人数上升的企业。也就是说，成本问题的缓解是由于经济不太景气所致。
产能过剩意味着缺乏定价能力，加上成本上升，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很低。如图8 所示，27%企业的毛利率低于10%，71%企业毛利低于15%，只有8%的企业获得高于20%的毛利。很显然，如此低薄的利润空间使得企业难有财力进行有规模的研发，实现产业升级。
2.3 融资不是瓶颈
与外界的感受不同，长江商学院的调查显示融资不是现阶段产业经济的瓶颈。四季度仅有2%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制约因素。与此相应，调查中34%的企业认为资金充足，60.4%回答“一般”，仅有5.4%资金不足。与疲软的投资相应，绝大多数资金不足的企业（91%）是生产性、而非扩张性资金不足，7%是因亏损而造成资金不足。
如表6.1 和图9A 所示，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增贷款，四季度这一比例为2%，较三季度（6%）进一步下降。在没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2%）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反映借贷态度困难的扩散指数为73（上季度：70）。但是，反映借贷态度困难的企业比例在上升（16%，上季度为10%）。总体而言，融资不是现阶段的瓶颈，这一结论与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一致。
表6.2 显示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企业里利润存留是重要的融资渠道，98%的企业回答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其次是企业创始人资金，有3%的企业以此为第一融资来源， 50%的企业以此为第二大融资来源。47%的企业以银行贷款为第二大融资来源。此外，企业资金来源的渠道非常集中，在回答以利润存留为第一大融资渠道的企业中，84%的企业回答这种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占其资金总额的50%以上。
四季度新增贷款均为抵押贷款，抵押物以土地厂房为主（90%），另外有19%的企业也用机器和设备作为抵押。
企业从银行之外的借贷并不普遍。在四季度，仅有5 家企业（占全部企业0.25%）从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贷款，借款利率均低于20%。
尽管融资不是瓶颈这一结论可能与外界感受有所不同，它与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一致。2014 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新增贷款平均每季度约以30%的速度下降。而2015 年整个年度新增贷款余额仅为2014 年四季度贷款余额的5%。其基于银行家问卷调查的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持续下降，在经历2014 年四季度指数（58%）创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之后，2015 年的后三季度指数均在创新低（四季度为48%）（图9B）。
总体而言，融资不是现阶段瓶颈是源于在低水位运行这个大背景，投资机会严重不足，企业只要还盈利，靠积累的利润留存就可运转，因此并不需要融资。即使需要贷款，也还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长江商学院的调查只针对销售额大于500 万的工业企业。但是500 万销售额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而工业企业在除农业、房地产、金融的GDP中占比约50%，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政策制定时不应忽略的结论。
三、未来：前景、创新及法制环境
3.1 前景
虽然目前经济较为困难，多数企业对其未来三到五年的前景都还保持乐观（6%）或谨慎乐观（51%）（图10A）。但整体而言，预期似乎不如去年（2014 年乐观占18%）。感到不乐观的企业主要担心宏观经济形势（69%），其次为竞争激烈及产能过剩（29%）、政治环境（1%）（图10B）。几乎无企业提及融资困难。
3.2 创新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应对产能过剩和成本上升的重要途径。图11A 显示了我国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情况。大多数（72%）企业在研发方面没有任何投入，21%的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开支占其销售额的0-5%，仅有7%的企业研发投入超过销售额的5%。似乎从研发投入上工业企业尚不足以应对产业升级的挑战。
在长江商学院的样本中，有200 家、占总体样本10%的企业从地方政府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以取得税收优惠。遗憾的是，高新技术企业尽管更有可能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其景气程度与产能过剩状况并不比其它企业好。而研发投入超过销售额5%的企业虽然数量稀少，但它们在经营状况（指数54，总体样本为45）与产能过剩（指数66，总体样本为77）方面明显优于总体样本（图11B）。
3.3 法律和制度
尽管存在各种不足，当前我国商业环境对企业运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长江商学院在调查中请企业回答“在经营纠纷中，法律制度会保护您的合同和财产权的可能性为多少？用0-10 来衡量，0 代表最不可能”。 图12A 说明了企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80%的企业给法制环境的评分在7 分或以上，平均评分为7.3（去年7.7）。和去年相比，均分相似但打分集中度更高。有趣的是，法律制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如果排除企业数小于3 个的省份，地区得分在6.2-8.0 之间。36 个行业中三个最低分为6.3，三个最高分为8.1至8.2 分，其它行业在6.5-8.0 之间。）
我国企业更倾向于用非正式渠道或社会关系来解决问题，这与东方文化一致。当发生商业纠纷时，41%的企业会请法律顾问或自行进行庭外协商，21%的企业请双方的朋友或合作伙伴进行调解，5%的企业诉诸法庭。值得一提的是，高新技术企业似乎更倾向于在法庭上解决问题（8%）(图12C)。
我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6%的企业回答得到过政府的帮助和支持（2014年：28%）。最常见的支持方式是减税，13%的企业曾获得减税（2014 年：22%）。其它重要方式包括：帮助获得贷款、创新资助、帮助建立营商网络、项目补助（各占1%）（图12D）。毫无意外，高新技术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支持（35%，2014 年：55%）。整体而言，似乎工业企业得到的政府支持在2015 年有所下降，一部分原因应该是由于许多企业不属于国家支持的行业，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高新企业受到的支持也在下降。
四、结论和政策：
2015 年产业经济遭遇比之前更大的困难，甚至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扩大。此外，四季度调查显示企业对未来预期明显走弱，政府对工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似乎在下降。但总体而言，仍有半数以上企业对未来乐观或谨慎乐观，我国法律制度亦为营商提供了基本保障。
目前政策的一个重要挑战在于市场预期走弱。因而，货币、财政政策刺激的乘数效应不大，更显得“治标不治里”， 成本也更高，应当谨慎用之。这进一步支持长江商学院之前报告提出的产业政策是根本的结论。应制定真正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改革和政策措施，如放开一些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仔细甄别、扶植适合国情的高新产业（而不是“大跃进”），保证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不危及社会、金融稳定。
政策建议
1． 产业经济呼唤长期的产业政策
产业走出低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过剩的产能要被充分淘汰，即相当部分企业面临关停、倒闭的痛苦，之后存活的企业才可能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进行研发、产业升级。因此产业政策应围绕帮助部分企业实现妥善关停、剩余企业升级、以及增加收入（扩大内需）三方面进行。
部分企业关停必然意味着解雇员工、偿还财务，并可能进入破产程序。如果这些倒闭在某些地区集中发生，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关于债务问题，目前看来工业企业银行借贷并不多，即使借贷也有抵押，倒是拖欠上游货款更为普遍。政府应为有序实现清还债务、破产程序提供保障。
产业升级方面应意识到，在绝大多数领域，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还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每个行业如何升级应做务实的调查研究，鼓励支持真正带来市场、就业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防止大跃进。
增加收入的前提是提供较高收入的岗位，这需要深化改革，发展民营经济，降低其进入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从低端劳动力向高端技术工人的转化是必然的出路。政府应鼓励、加强高端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最后，“一带一路”对产业而言，能够起到输出产能的作用，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
2. 财政政策应以增加内需为主
短期而言，财政政策长江商学院不建议简单地一刀切地减税，因为这并不解决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更为有效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家庭为养老、医疗的储蓄，从而增加内需。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需求-这和当年四万亿是同一思路，副作用也很明显。财政补贴对优质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也值得探索。
目前企业税中增值税较重，这意味着企业不赢利也要交税，可能降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增值税按生产规模计税，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降低地方政府去产能的积极性。因此，对于代表未来方向、有助就业的行业应考虑有针对性地减免，而对过剩行业，应减少地方政府对其增值税的依赖。
按国际标准，我国整体税负水平较重。因此长期而言，降低税负将有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但是，这一目标需要一系列系统改革的支持，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因此对财政支出的规划。
3. 宽松的货币政策只应该是一个短期政策
本季度调查进一步说明融资不是瓶颈，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振兴产业经济。从目前产业经济的现状看来，从2014 年开始的宽松货币、信贷政策，并没有扭转产业经济下滑的趋势。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最多只是防止硬着陆的短期之计。若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人为维持过剩产能，不利于产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目前预期走弱的情况下，乘数效应不足，更难有好的效果。
鉴于目前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好于国内，适当降低汇率，倒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也对国内估值偏高的资本市场有一定平衡作用。
当然，本调查之外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可能面临融资瓶颈。这应该通过系统的大样本调查来证实。如果发现融资确实是这些企业发展的瓶颈，以现在的金融体系，由于它们不是贷款的常规客户，仅仅靠放松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今后政策的针对性很重要。
最后，融资不是瓶颈不代表金融改革不重要。因为如果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当经济回暖时，融资就可能成为瓶颈。开放部分民营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放宽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可以利用民营银行的活力，外资银行的经验和创新，一方面较快填补贷款导向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促进现有银行的转变。
其它表格：
附录表格：
（附：报告完成日期2016年2月。本调查由长江商学院委托北京富奥华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根据长江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甘洁教授提供的样本及问卷，对企业进行电话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