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蔡跃洲近日在中科院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中，阐述了关于大数据技术革命对于宏观经济长期影响的观点，他认为大数据将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六次技术革命，并由此启动新一轮经济长周期。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蔡跃洲引用了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来阐述技术革命及技术经济范式。在经济学范畴，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形成了最初的创新理论。1939年和1942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创新经济学里有渐进式创新与激进式创新两种创新方式。渐进式创新指在既有的技术体系之下，缓慢而累积性地进行创新，而激进式创新则指的是颠覆原有的技术体系框架，比如有了煤炭和石油以后就没有人把农耕时代的薪柴用于能源，这就是革命性的变化。创新经济学还有一个概念叫通用目的技术，这种技术往往能够应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因此被称为所通用目的技术。
那么什么叫技术革命呢？技术革命就是在相互关联的若干通用目的技术领域同时或先后发生了激进式创新，比如在能源、材料、信息通信等相关联领域同时发生了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和变革，于是就爆发出所谓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能够形成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主导技术，当新的技术体系形成以后，围绕着新的技术体系，人类的生产、生活、消费等等的组织模式都将发生改变。这是因为有了新技术以后，人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就会产生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再围绕新的生产组织模式，重构社会组织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模式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经济范式。
前五次技术革命及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
一般来说，技术革命爆发将会引发技术-经济范式的改变。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克里斯多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教授及其弟子佩雷兹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创新经济学家延续了熊彼特的思想，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谈经济问题，并将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约两百多年历史，总结有五次技术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工业革命开始，大约在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出现了斯密顿水车，解决了持续动力的问题。后来又出现了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水利织布机等，由此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从此，机器替代了手工劳动，工厂替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厂，分工协作体系逐渐形成，加上在当时英国周边发达的运河体系及海上贸易网络，促成了商业的兴起等。这些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农耕文明时代以手工劳动、分散割裂、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为代表的模式，形成了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
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标志性的事件为瓦特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以及1829年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实验线路，人类由此进入了蒸汽和铁路时代，形成了新的经济范式。在新的经济范式下，建立了现代邮政体系，传统的马车逐渐消失，陆路的运输和成本大幅下降，内陆贸易和交流得到了加强。
第三次技术革命其实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爆发，以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德国为代表，主要体现在钢铁、电力和重型机械的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钢铁和电气化时代。那么这个技术革命对应的就是大规模生产和电气化，大规模生产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第四次的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和德国，以石油化学和汽车制造为代表，开启了石油与汽车时代。这个时候形成了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碳锁定”。不论是能源还是原材料，石油、乙烯等化工材料都是最基本、渗透性很强的原材料，很多产业都是在石油化工基础进行突破，并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组成模式。
第三次与第四次技术革命，在技术-经济范式方面共同形成了工业化成熟时期的典型模式，难以截然分开，主要体现了工业化成熟阶段的模式：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组织模式。相应的在生活消费方面，出现了大型超市、购物中心、大众消费等工业时代的新生活消费模式。甚至众所周知的交响乐也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因为交响乐需要众多音乐家的分工合作，面向的受众对象也很广泛。
第五次技术革命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美国，标志性事件就是英特尔发布首款微处理器，宣告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在英特尔微处理器发布后，人类社会慢慢进入了PC时代，信息处理能力得到了增强。信息作为独立要素，其独立性在经济社会运行当中不断的增强，进而出现了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日本在80年代出现了柔性制造，与传统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同。此外，还出现了范围经济，它与规模经济不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不同品种之间的渗透，取得成本的较大节省，而不是传统的单一产品规模扩大后带来的成本降低。
大数据革命有望引发第六次技术革命
接下来是否会出现第六次技术革命？或者说未来有没有新的技术革命？有没有能够提供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2008年前后，与金融危机爆发相契合，出现了新一轮的信息技术变革，这就是移动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蔡跃洲认为，当前以碳为主的能源结构很难在短期改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新技术体系中未必能够处于核心地位。所谓的大数据革命，本质上就是以物联网（万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技术为主的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相比之下，信息通信技术可能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新技术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以移动互联技术作为支撑，出现了个性化、定制化、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和服务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谓服务化指传统的二产和三产，甚至一产与二三产之间的界线都已经模糊了，特别是出现了物联网技术后，端倪已经出现。
第五次技术革命已经不再以能源为核心，而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第六次技术革命在信息通信领域涌现出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的可能性更大，对今天社会的影响更大。蔡跃洲表示他更倾向于这一轮新的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不妨把它称为“大数据革命”，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智能时代”或“第二次信息革命”。
大数据革命基于移动互联、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技术，使得信息的生产和收集、信息的处理、信息的应用等方面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运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简化为物质流、信息流、能源流、资金流的消费和传递。在农耕文明时代，信息流基本上是物质流的伴生物，也就是信息传递要依靠人工完成。到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流开始部分的脱离物质流，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随着电报、电话的发明，传统的电信业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开始存在，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信息文明时代，信息已经逐步成为独立的要素，在生产消费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或者大数据条件下，信息作为独立要素的地位被强化了。
信息的生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只是以往缺乏了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传播的有效手段。在原始社会只能靠手势和语言，在农耕文明时代产生了语言、文字、书信等作为信息传递的手段，竹简、印刷术和书籍成为信息存储的方式，算盘是最基本的信息处理工具。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了现代化的邮政、电报、电话、传真等，部分信息实现了对不同地理空间的跨越。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主导体系当中处于核心地位，大数据革命将是一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
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可以概括为PC加软件的时代，而大数据革命作为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传播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原先的技术障碍都已经消失。有了大数据以后，需要大数据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展示即可视化技术，这些技术有的已经出现了，有的正在处于革命性进步的边缘。
基于大数据的新技术经济范式
蔡跃洲认为，围绕着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分析、展示等等，从目前来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信息要素的独立性愈发强化。更为重要的是，ICT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和渗透性，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大数据革命下，信息收集、处理、反馈的速度都被最大可能的缩减了，随之带来了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之间协同性的提升，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效率的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次的技术革命有望催生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推动整个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
很多所谓新经济、新业态，已经应运而生了，包括3D打印与智能制造、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可穿戴设备与远程医疗、机器人产业等等。生活模式也被颠覆了，在O2O的影响下，线上线下融合正在颠覆本地生活服务业。整个生产生活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至少端倪已经出现了。而上述变化背后的技术支撑，正是ICT领域的技术革命。
蔡跃洲表示，大数据的出现在理论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因为数据信息前所未有的丰富，包括个体的信用记录、征信记录、消费记录、雇佣记录、纳税记录、电子导航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都留下了“数据足迹”。当数据处理能力极大增强后，通过足够强大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能力，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降低了生产生活的成本和风险。而数据信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出现了零边际成本。
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的每一笔支付成本已降到两分钱，很快就可以降到一分钱。正因为信息的丰富，每一笔交易的处理成本极低，对金融业的支撑作用将不可估量，普惠金融从理论上有望实现，新金融对整个经济社会每一个角落渗透，从而提升全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或者叫微金融体现了信息文明时代的特征，即个性化、定制化，因为它面对每一个小微个体的个性化需求，是金融领域从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标准化向信息文明时代的个性化、定制化、集成化转变的一个具体体现，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大数据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
习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指出经济增长要从高速向中高速过渡。即使是预期降低到中高速的话，面临的下行压力仍非常大，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否则就很有可能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蔡跃洲认为，大数据革命恰恰为这个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具体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围绕大数据技术本身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和创新生态体系；其次，大数据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催生各种新经济、新业态，两会政府报告里面提到的“互联网+”其实就是将大数据技术渗透到其它行业并提升传统行业效率；第三是大数据技术关联到的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即在通用目的技术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有望引发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从而形成新的主流技术体系。伴随着新的主流技术体系的形成，可能会形成新一轮的经济长周期，这就是50到60年的熊彼得周期或者叫康帝拉季耶夫周期。
在熊彼特的研究中，注意到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往往会伴随50到60年左右的经济长周期。在之熊彼特之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帝拉季耶夫利用英国、法国、美国的统计资料，提出了一个跨度大约在48到60年的长周期概念。熊彼特为什么会认为有这样的周期存在？这是因为重大的技术革命对原有的技术带来了颠覆性的破坏，摧毁了原有的系统，社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受和适应，一旦跨越临界点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全社会要素资源向新技术领域大量集聚，生活消费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引发新需求，从而带来了上升的阶段，这就是熊彼特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解释技术与长周期之间的关系。熊彼特与康帝拉季耶夫的研究只截止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后续的长周期仍然存在的，但是跨度缩减到40年左右。从历史经验来看，当技术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出现10到20年以后，将开启新一轮的经济长周期。
蔡跃洲表示，如果说以2008年前后作为大数据革命或者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一个标志性节点，那么可能未来三到五年，将启动新的经济长周期，当前的这些创业潮将可能是这一轮经济长周期的一个前奏。
此外，大数据产业链首先是传统的信息产业，包括ICT制造、信息通信、云计算、物联网等，在国民经济中信息产业已经占有相当的份量。“互联网+”是改造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带来效率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最终体现到TFP全生产要素的增长。经过蔡跃洲的测算和分析，从1977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在每年GDP的增长中约3.42%是由与IT相关的资本所贡献的。IT技术的渗透性带来了每一个行业的效率提升，IT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步增加的，特别是2010年到2012年IT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10%。ICT技术的渗透性，带来对整个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支撑。
把握大数据革命机遇的着力点
蔡跃洲认为，大数据在经济增长潜力方面将发挥支撑性作用，那么如何把握大数据机遇？
首先是大数据的能力建设，核心是人才培养和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培养大量的数据科学家、分析师、工程师。大数据分析更多的是团队合作，因此要把具有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的人员与具有从业经验的行业专家结合起来。在宏观调控方面，还需要把大数据与经济学者结合起来。政府的调控和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强大数据能力建设。
其次是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开放问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地建的光纤宽带骨干网、云计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等都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大挑战来自于数据开放，包括公共部门的数据开放和私人企业数据的开放。那么怎么开放？开放的边界是什么？如何确保公共安全、保护个人信息与隐私？这些都涉及到行业规制和立法，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完善。
第三是大数据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就是要提高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新一代ICT技术的渗透。这个创新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政府在此过程中负责引导大数据应用，比如在宏观调控中应用大数据的分析手段，其次是加强立法、监管和规制，再次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从国家角度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没有大数据人才，所谓的大数据也是一句空话。
蔡跃洲长期从事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数量经济方法及应用的相关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Economic Modeling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部。作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蔡跃洲关于大数据的思维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为当前大数据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视角。
